来源: NOEMA(Lauren Lakin 创作)

图匮于丰,防俭于逸——专访瓦茨拉夫·斯米尔

拯救生物圈,不仅要减少下游的排放,还要遏制上游的耗费。

捷克裔加拿大科学家、政策分析员。一位能源转型的怀疑论者,一位能源有效性的积极践行者。

博古睿研究院联合创始人、《Noema》主编。

2021-05-12 / 阅读时长 10 分钟
NOEMA 首发 译文

加德尔斯:您的新书从人口、粮食、能源和经济这四个维度描述了过去几代人到现代的转变。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变化吗?

斯米尔: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最重要的维度是人口。所有变化都终究指向人口结构。大的转变往往进程较为缓慢,即使从未停止变化,可通常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引起关注。

大约从100年前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更为担心人口过剩。有人警告说,数以亿计的人类正在过度消耗地球资源。其实,资源耗费问题与人的数量无关,而与人的消耗水平有关。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面临甚至已经开始经历人口下滑问题。若没有移民,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随着时间推移保持正常的人口更替。即使在印度,人口增长也在趋于平稳。还有一些国家,譬如日本、罗马尼亚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其人口数量呈现负增长。

长远来看,一切事物都将由人口增长决定。从缓解资源压力角度来看,表面上这或许是一件好事。但资源压力并非来自于人口增长放缓。相反,规模小的家庭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越多。少即是多。

“规模小的家庭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越多。”

加德尔斯:那么问题就不在于人口了,而在于较少的人口消耗了什么?

斯米尔:没错,确实在于耗费。试想如果地球上只有20亿人,但都达到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水平,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们没有意识到消费的差异有多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日本都是繁荣富裕的,且日本人人均寿命比其他国家人要长。至少根据几年前的数据,日本人均消费不足150千兆焦耳,而美国人均消费超过250千兆焦耳。中国大约95千兆焦耳,印度25千兆焦耳,撒哈拉以南非洲10千兆焦耳。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0亿人口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地球将会被掏空。

加德尔斯:您在书中提到了“滞后追赶”,比如一度落后的中国其经济增长和消费加速更快。如今,全球化的经济动力更多来自中国而非西方,尤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连接中国腹地与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商业贸易通道,让欧亚大陆和非洲共享发展繁荣。如若中国人均达到了美国的消费水平,地球能否承受?

斯米尔:可能不会,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但往前推两代,中国的人均消耗能量仅为35千兆焦耳,现在只是接近100了。他们尚没有超过欧洲130或140的水平。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国家能不能复制中国经验? 答案是不太可能。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的发展要慢得多。

加德尔斯:最近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议题,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转型。数字经济能否帮助我们跨越发展不平等,实现一定程度的繁荣呢?

斯米尔:这确实是一种转变,但人们可能高估了其影响。

一项基本常识,人类文明是建立在诸如钢铁、水泥、塑料、铜和用作肥料的氨之上的,数字化不在其中。你得挖出铁矿石,冶炼后再变成钢铁。你得挖出大量的煤,用大量能源将其变成焦炭。

你可以将控制过程数字化,但没法将物质数字化,这点始终不变。那种认为数字化会导致经济非物质化的想法是荒谬的。美国汽车的平均重量接近两吨,制造一辆汽车需要两吨钢铁、塑料和玻璃。车里可能有各种数码装置,甚至可以让人一边开车一边看电视,但这辆车是由两吨的物质材料所组成的。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诸如钢铁、水泥、塑料、铜和用作肥料的氨之上的,数字化不在其中。”

从销售数据来看,美国人更喜欢suv和皮卡。30多年来,福特F型皮卡是最畅销的车型之一。相比之前,这款车车身现在更重,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其制造的用料量随之增加。

再譬如你的手机,与10年前比,机身确实越来越轻薄,但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亿部这样的手机!制造手机的材料总量是递增的,而不是下降的。

人们总是容易陷入相对非物质化和绝对非物质化的悖论。关键在于绝对能量强度和对材料的使用。

“你的手机机身重量比10年前轻,但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亿部这样的手机!”

加德尔斯:您在书中警告说,基于人口、能源、粮食和经济四个维度的划时代巨变,现代世界尤其是整个生物圈的宜居性治理与气候变化,已经面临着被您称为“第五次转变”的风险。

斯米尔:事实上,我想表达的远不止气候变化这么简单,甚至很反感这个提法。几十年来,我坚持认为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环境问题,而是众多环境问题中的一个。

假设我们没有任何气候变化?假设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没有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会有森林滥伐。我们仍将面临大量生物多样性丧失,数亿吨塑料涌入海洋,空气污染,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由于化学肥料的流入而酸化等问题。

抛开气候变化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环境问题需要解决。即使没有全球变暖,这个生物圈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因此,治理生物圈才是首要问题,因为地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生物圈。尽管埃隆·马斯克很狂热,但我们不会殖民火星。我记得他说过他想在2024年之前完成一次火星载人航天任务,想发射大型宇宙飞船开展“火星移民计划”。我认为这太荒谬了,简直可笑。地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生物圈,必须精心看护好。

我们的生物圈是脆弱的,但幸运的是,它也是有修复能力的。许多人不太理解这点。然而,在某些领域,生物圈无法复原也是事实。我们破坏的很多事物将会恢复,但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尽管埃隆·马斯克很狂热,但我们不会殖民火星。……简直可笑。”

加德尔斯:当相互关联的环境损害不可逆时,我们是否已接近临界点?

斯米尔:有许多不同的阈值,没有一个所谓的临界值。

生物圈也是如此。一些国家主要通过人工造林的方式重新造林。其实复原力并不复杂,非常自然简单,特别是如果我们一起努力。譬如农田一旦荒废了,树木马上接替。再如1997年,各国同意限制氟氯化碳的使用,以修复臭氧层空洞。今天,我们已不太担心那个洞了。

随着许多事情不断改善,当然,也有许多其他事情将继续恶化或根本没有改善。难以确定的是净效应。很多不同领域的质量和数量无法比拟,所以我没法告诉你我们今天是否比10年前过得更好。这取决于你关注什么以及解读方式。整个过程是动态的。日益变好与愈加糟糕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很淡定,而在另一些方面可能会焦虑。

“30年前,最畅销的车型不是福特F-150皮卡,而是中小型汽车。”

加德尔斯:您在书中提到,重大的划时代转变并不均衡。不同民族和文明,因其文化属性的特殊性而以不同的步伐和轨迹前进。至少在气候问题上,目前全球已经有了同步的意识。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种“天人共生”的普遍认知(Planetary Realism)来应对气候变化呢?

斯米尔:不,因为气候变化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的确需要人类历史上采取第一次全球行动,至少是20或25个最大的排放国加强合作,包括俄罗斯、印度、美国、欧洲、中国、巴西和一些产油国。

这些国家都签署了《巴黎协定》。可这个协议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人们或许只看到第一页,即各方“庄严宣誓”履行承诺。但即使所有国家都履行了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也不足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之下,更何况很多国家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稳定气温的全球协调行动,将触及当今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但其实却与“经济”无关,仅关乎能源转型。我们的汽车、暖气房,以及飞往欧洲的航班——都将受到重创。除非我们发明某项神奇的能源技术,否则要想真正遏制气候变化,就必须刻意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想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像富裕的美国加州人那样生活,还能拥有完美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除非我们发明某项神奇的能源技术,否则要想真正遏制气候变化,就必须刻意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加德尔斯:所以,我们真正谈论的是适应,而不是缓解。

斯米尔:没错。许多数据和论文显示,更多的变暖已在酝酿之中。我们需要承认事情已成定局。未来升温有可能至少超过2摄氏度。所以,你所说的普遍共识还得包括应对海平面上升、强风暴以及经常性的森林火灾等。

加德尔斯:那您如何看待适应,或者说缓解和适应的混合方式?

斯米尔:我们最大的希望是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浪费。只需要做到我所说的“理性管理”即可。我们种植的食物中有40%是被浪费的。而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0%。在生物圈里种植食物需要产生这么多排放,然后我们每年浪费掉30%,35%,40%,年复一年。

现在,要实现“零浪费”经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把浪费减少到15%以下,至少要低于30%。交通能源也是如此。30年前,最畅销的汽车不是福特F-150,而是中小型汽车。我们浪费能源、浪费食物、浪费材料…,浪费无处不在。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浪费。”

再想想手机。现在一部手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我没有手机,但你肯定有。我敢打赌,每两周你就会收到一则搭载更多应用和游戏的新产品广告推送。在西方,人们每过几年就会更换手机。这些产品含有铜、玻璃、银、金和稀土金属,能耗极大,但很多人直接就丢弃了。

所以,我们能够缓解和适应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各个层面减少浪费。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房子的平均大小。1950年,约为1000平方英尺(译者注:约93平方米)。现在,尽管家庭规模变小了,但房子平均面积却有2500平方英尺(译者注:约232平方米)。有些房子里的一些房间根本用不上。想想所有用到房子材料和建筑所需要的能源转换,更别提供暖和制冷了。多么浪费啊!

消耗得越少,就会节省更多。少即是多,这才是应该让大众接受的理念。我们实在太浪费了。

“少即是多,这才是应该让大众接受的理念。”

加德尔斯: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下游的排放,而应该着眼于上游,遏制浪费性耗费。

斯米尔:没错。只要使用优质钢材和材料,我们可以设计出一辆能使用35年的汽车,而且整辆车使用期间可能只有引擎需要彻底检修一次。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没有一点问题。但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设计就预设了浪费。

譬如房子是人们最大宗且持久的投资之一,但我们建造得太粗劣了。你房子窗户安装的是节能的三层玻璃吗?当然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就不是。很少有人安装窗户是节能的三层玻璃。为什么要使用三层玻璃?因为房子里30%的能量是通过窗户流失的。

这些事情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非难事。制造和安装家庭隔热材料也会创造就业机会。与其老想着发明一些巧妙的小玩意来吸走空气中的碳——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需要很多很多年。那么,为什么不做一些简单、实用、立即可行,明天就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呢?

似乎我们总在坚持做一些更复杂、更浪费,且没必要的事情。有一句古老的意第绪[1]谚语很形象:左手抓右耳,将手伸过头顶,向后弯曲,却不用右手抓。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毫无目的地专做无用功。像三层节能玻璃窗户这样简单的东西,就可能会对生物圈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设计就预设了浪费。”

加德尔斯:您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些讥讽德国总理默克尔过于务实却缺乏魅力的人。有次,她被问及德国于她什么感觉时,回答说:“我想起了密封良好的窗户!”

斯米尔:她是个科学家,有量子化学博士学位。所以她肯定了解热力学,也知道隔热材料有益于节约地球资源。

加德尔斯:您说过,大自然既脆弱又有自我恢复能力,即使在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界限被打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剂“万灵丹”可以挽救生物圈的宜居性呢?

斯米尔:没有,没有那样的事。从来都不会有。在复杂系统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决定性的。即使我们履行了《巴黎协定》,全球变暖仍会加剧。

假设我们停止销售所有的suv;假设人们不再像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那样四处飞行;如果人们不再迷恋大房子;不再浪费食物;不再用高能耗飞机从秘鲁进口蓝莓,情况会怎样?

这些做法都不能单独奏效。复杂系统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你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大概困扰生物圈的6%或7%。但没有可能的是,我们解决了某个单一的能源消耗问题或环境问题,就会使40%的排放凭空消失。

我们采取了很多小举措,每年这里减少3%,那里减少6%等。若要把这些举措集合起来形成“组合拳”,就需要更多的关注、更一致的连续性以及更长的投入时间。

“与其老想着发明一些巧妙的小玩意来吸走空气中的碳。为什么不做一些简单、实用、立即可行的事情呢?”

加德尔斯:在书的结尾,您说,我们不应该成为复杂的改良主义者,而应该成为纯粹的起而行之的行动者。

斯米尔: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多措并举,而非依赖单一的(据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不认为新冠疫情后会有太多变化。人是社会动物。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就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新的感染者,那里的人们还是会去酒吧和咖啡馆。

这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人们会再次疯狂出行,仅仅为了周末消遣而飞往某处。长远来看,变化将比人们现在想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我们所面临挑战的根源。

刘馨蔓 | 译
天蒙「睿ⁿ」 | 编


[1] 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俚]犹太人的。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1年2月25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